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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满有与陈永贵比较说
2011-11-03 19:30:30 来源:陕北文化研究文集 作者:崔月德 【 】 浏览:380次 评论:0

    抗战时期的吴满有和六十年代的陈永贵,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无可伦比的农民旗帜人物。把吴满有和陈永贵作一番比较研究,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宝贵的历史启示。
    吴满有和陈永贵,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党的政治路线出发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树立的两个不同的农民典范,但他们两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:

    其一,都是翻身的贫苦农民,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,都为革命出了大力。吴满有是横山县石湾镇麻地沟村人。民国十八年34岁时逃荒到延安,揽工度日,受尽了苦难。1935年,中央红军到了延安,他分得了180亩土地,发偾劳动,精耕细作,由穷变富。1941年打粮34石,交公粮14.3石,公草一千斤。他带动全村人多打粮多交公粮,支援抗战。他送弟弟、儿子参军,1947年3月,他也参军上了前线。
   陈永贵也扛过长工,贫苦出身。他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人。解放初就带头组织互助组合作社,带领大寨农民战天斗地,打坝修梯田,使七沟八梁一面坡变了面貌,粮食产量大提高,给国家的贡献年年增,成为艰苦创业建立山区的好榜样。

     其二,都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先进旗帜。1942年春,《解放日报》介绍了吴满有的先进事迹,引起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,树立劳动英雄。边区政府发了决定,提出“开展吴满有运动”,《解放日报》先后三次发表社论,号召边区军民向吴满有学习。此后,新闻报道,文艺作品不断宣传,吴满有成了边区老少皆知的英雄人物。毛主席请他吃饭,为他题词,吴满有为毛主席代耕交粮,带领毛岸英上“劳动大学”。
   大寨的变化,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。1963年,大寨大灾之年不减产,粮食亩产800斤,过了“长江”。1964年2月,长篇通讯《大寨之路》向全国播发,《人民日报》专发了社论,毛主席提出“农业主要靠大寨的精神,靠自力更生”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农业要靠大寨精神》的社论。12月26日,毛主席在他生日时特宴请了陈永贵、王进喜、钱学森、邢燕子、董加耕,对陈大加赞扬。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把大寨树为全国的红旗帜。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开展起来。

    其三,都对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。抗战时开展的“吴满有运动”,大大的推动了边区和各解放区党政军民总动员的大生产运动,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战胜了日本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造成的难以生存的困难局面,取得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胜利。
    毛主席像当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样,狠抓农业学大寨运动,全国有700多万干部农民到大寨取经观看。1970年,党中央毛主席又提出了“普及大寨县”的更高要求,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,在中国持续了十多年时间。

     其四,都有历史问题,都是悲剧结局。1948年4月,吴满有在宝鸡战役中被俘,7月,国民党报纸发表了吴满有等242人的“脱党声明”,电台广播了吴的“反党讲话”,1950年春开除党籍,1959年迁回老家石湾镇麻地沟居住,不久忧郁病死。曾任过毛主席的秘书和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同志,在1995年第4期《炎黄春秋》发表了为吴翻案的重要文章,他通过审讯吴的敌政工人员等各种旁证材料,论证了吴满有没有叛变投敌,据笔者所知,陕西省委组织部正对吴案进行查证。
     陈永贵的结局也不好。陈在抗战时参加过昔阳县的日伪特伪组织“兴亚会”,任情报员。文革中此事被揭发上报中央,因毛主席庇护而未予追究。因他推行极“左”路线错误严重,1980年解除了副总理的职务,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未当选为党代表,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自然取消了,1983年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,1986年3月去世,骨灰埋在大寨虎头山上。       

    吴满有是民主革命时期个体经济的农民代表,陈永贵是社会主义时期集体经济的农民代表,除此之外,他们二人还有一些不同之处:
    一是能力能量不同。吴满有是种庄稼的全把式,是一个典型的勤劳忠厚农民,他一字不识,平多打粮多交公粮,积极支援抗战当了劳动英雄,他只起了劳模应起的带头作用、骨干作用、桥梁作用。
    陈永贵的能力能量比吴满有要大得多。他不仅能吃大苦会种地,而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自学稍识字,机敏过人,很有心计,能说会道,会管人、会整人,有很强的组织能力,被人誉为“农民政治家”。
    二是职权地位不同。吴满有当劳动英雄时,仅任过边区参议员等民意代表职务;参军后任西北野战军二纵民运部副部长,亲自带领农民担架队战场救护伤员。

    陈永贵当劳模后,官越当越大,直至成为“文盲宰相”。文革期间,陈永贵担任了从大队到县、区、省四级领导职务。1969年4月,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,1973年8月十大进入政治局,1975年任副总理,显赫至极。
    三是正副作用不同。吴满有虽然是功勋卓著,誉满边区的劳动英雄,但他还是一个纯朴本份的老实农民。党和政府没有让他做大官、脱离劳动、没有脱离农民,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,对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     陈永贵则不同,不仅起过好作用,也起过坏作用。大寨经验对推动我国农业生产,特别是农田基建,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但文革中大寨成为推行极“左”路线的模式,强令全国效仿,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陈永贵参与了昔阳县、晋中地区、山西省的夺权斗争,担任了从大队到中央五级领导职务,成为一个派性非常严重的造**头头。当然,如没有文革的大气候和上面的支持,陈永贵也不会犯“左”的错误,说到底,他也是一个受害者。    

   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”。抗战时期树立吴满有这面旗帜,很自然、很朴实,没有人为地粉饰他、高拔他,他还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,人民拥护他,他发挥了劳模应有的典范作用,树立吴满有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。与之相反,文革把陈永贵抬到了吓人的高度,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,毛主席说了一句“永贵好”,陈永贵就得道成仙,成了革命路线的化身,反对陈永贵就是反革命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:那种人为地抬高劳模,硬性给劳模加官晋级,把劳模变成推行某种政治需要的工具,只能使劳模脱离实践,脱离群众,使劳模失去劳模的作用,既不利于人民的革命事业,也有害于劳模的成长。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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